贸易需求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和第一次全球化，但全球化开始以来，跨国贸易的纷争和冲突层出不穷。茶叶贸易在诸多重大事件中串演了关键角色，也是解读世界近代文明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自从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的贸易越来越频繁，与美洲、非洲、印度等地相比，远东地区（中国、日本）有着强有力的政权，加之遥远的航路，欧洲殖民者难以在远东设立殖民点，只能与封建王朝建立贸易关系。而封闭的农业封建王朝对外来贸易品的需求并不强烈，欧洲人只能将美洲掠夺的金银送给东方王朝，来购买必须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中英茶叶贸易始于十七世纪，早在1637年已有英国人在广州购买茶叶，但当时从荷兰或印尼购入仍是主流渠道。十八世纪，中英茶叶直接贸易快速地发展，贸易规模扩大，到该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华茶出口贸易垄断权，中英茶叶贸易进入了战争前的高峰期。

  英国市场对中国茶叶的强烈需求和中国市场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排斥，造成了中英贸易间的巨额逆差。随着茶叶贸易额的一直增长，中英贸易逆差也居高不下，茶叶贸易成为了十八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同一时期，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对茶叶也有着非常大需求，而有国家背景的垄断企业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价格又偏高，于是走私茶叶行为泛滥。英国当时开始走向全球称霸，需要庞大的行政经费和军费，使他们不得不考虑增加北美殖民地的税收。

  进入19世纪后，英国由于率先完成工业化，有更多的产品（毛纺织品）需要销售来获利，然而远东的封建帝国只销出特产，并不吸纳“洋货”，中英之间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然而，由于农业社会的保守性，除了外，其他的工业品并不能进入中国市场，英国还要在中国源源不断的进口各类东方特产。对于东印度公司而言，1833年他失去了印度的贸易垄断权，更是面临发展的危机。

  对茶的需求到了依赖的程度，造成英国缺少白银进行交换。在这一背景下，东印度公司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能保证其基业长青的办法，英国首先想到的是打击中国茶叶生意。他们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一个是移植中国茶叶，包括盗取一整套制茶技术；另一个是提高关税。

  英国未解决对中国贸易的“入超”问题，选择了通过贸易来解决。白银的流失迫使英国寻找能够维系中英茶叶贸易的支付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中英贸易舞台的。而的出现虽然很快逆转了中英贸易的不对称局面，使白银开始回流，但却严重损害了中英关系，引发了中国的禁烟行动。清廷面对英国的贸易攻势，采取了“以茶制夷”的反制办法。

  “以茶制夷”并不是新鲜事务，明朝就长期用这个办法对付游牧民族，大清朝这时候也觉得英国人只是另外一帮游牧民族罢了。当时中国人很相信茶叶大黄出口的作用，认为外国人假如没有茶叶大黄以助消化，生命就有不保之险。

  林则徐曾说:“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洋人何以为生?”道光帝和林则徐都认为:停止英国贸易，牵涉到英国的国计民生，势必使英国政府答应断绝走私，中止武装挑衅，这样一来就不难达到永杜烟患，平安海疆的目的了。

  同时，林则徐还注意到了其他大臣没注意到的茶叶细节，“大黄每年出口，本属有限，不过附搭药材项下。英夷所销尤少。唯茶叶在所必需，然有绿茶、黑茶之分，英夷所销多系黑茶，现在严密稽查，不使影射偷漏”。黑茶，这里是指红茶，英文把红茶翻译成“blacktea”。

  1839年4月1日，当林则徐到虎门布置收烟时，但效果并不佳，仅仅收到了5箱。可是到了第二天，林则徐提出以茶叶换的政策后，收到了烟土1150箱。之后收缴工作顺利展开，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印证了茶叶的奇效。

  但用茶叶换的政策，最终让林则徐收缴到21 306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这一阶段，可谓大获全胜。但后来义律拒签永不来华售的保证书，并拒收朝廷赏给的茶叶，为战争埋下了伏笔。

  尽管在1830年英国人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开辟了茶叶种植园，但由于不掌握良好茶种和制茶方法，印度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根本没办法与中国所产的茶叶竞争。

  为了在中国盗取茶种和制茶工艺，东印度公司找到了园艺师福钧。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une）出生在苏格兰边境的小镇Edrom，他是中国开埠之后，第一个到中国的英国园艺师。从1843年到1846年，福钧在中国各地跑了三年，到处搜集植物标本和种子，撰写了《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一书，这使他成为英国著名的中国通。

  对于处在扩张阶段的大英帝国来说，收集寻找植物是和寻找黄金的价值差不多——毕竟地理大发现的动力就是找到比较合适的香料，更别提工业革命之后能作为宝贵的生产原料，比如把橡胶种到东南亚、把甘蔗种到加勒比海，都给了大英帝国很多的发财机会。

  1848年6月，担任伦敦切尔西皇家植物园园长福钧带领着一队人马，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快船。他们准备前往中国，盗窃当时全世界最具经济价值的植物样本—茶叶。9月份抵达香港，之后转到上海。在上海，他让雇佣的中国仆人帮他剃光了头发，用马鬃编织出一条假辫子，穿上灰色的丝绸大褂，完全伪装成一个清朝人。他雇了一位姓王的“康白度”（即买办），通过陆路和水路交替到达杭州，在当地参观了绿茶加工厂，了解到绿茶（应该是龙井茶）的制作流程与工艺。经过近一个月的水路，他们抵达“王某”在安徽省（皖南地区）的家中，他在皖南地区找到了大批茶树和茶种。

  作为一个深入中国腹地的商业间谍，福钱既小心翼翼害怕识破。1849年1月，福钱把第一批茶苗、茶籽发出，运往印度。这批货从香港出发，先是在海路上被耽误了两个月，到三月船才到加尔各答，然后沿恒河逆流而上，到达阿拉哈巴德。由于运送和移植人员的管理不善，15000株最后只剩下80株大难不死，茶籽没有一颗发芽，全部发霉烂掉了，这次盗窃的成果全军覆没。

  在发货之后，福钧接着开始了第二趟探险，这次是到武夷山寻找红茶。福钧有了上一次的经历，伪装成来自中国北方的“官员”，更加“熟门熟路”地摸进福建山区，他在武夷山找到了一种上好的乌龙茶：大红袍。在武夷山地区，他了解到红茶和绿茶的工艺区别，接触到中国的制茶、品茶的文化，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

  1851年2月，福钧探索的新的方法来储运茶叶茶籽，他把在浙江、安徽、福建采集到的茶叶种子装了整整16个巨大的玻璃柜，带上了8名武夷山制茶师傅（每人月薪15美金），以及大批的制茶设备工具，从上海坐帆船前往香港，抵达了印度加尔各答。

  中国的茶叶就这样流失了。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印度大量种植茶树，培育出了大吉岭等世界一流的红茶。中国对茶叶的垄断地位从此被打破了。回到英国之后，福钧出版了他在中国的记录——《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两访中国茶乡），对自己的行为多有美化。七年之后，福钧又接受了美国专利局的聘请前来中国窃取茶种和茶树。这种盗窃行为，为他带来的巨额的财富：他的遗产多达4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0万美元。

  在福钧的领头下，英国人印度阿萨姆和大吉岭创建茶叶公司，建立大型茶叶种植基地，并将印度茶叶标榜为“纯正茶叶”大肆吹捧，同时把中国茶叶冠以“毒茶”的污名予以围剿，逐步逐出英国市场，并称中国茶叶是外国势力对英国的阴险入侵。英国专家更把茶叶转化为智力殖民和英属印度农业的“纯正”化运动，公然宣称19世纪是英国开始书写茶叶历史的世纪，在强调茶饮为“英国价值”的象征的同时，也篡写历史，把茶叶的原产地改写成英国，茶园殖民地指南还规定了制茶的工艺。

  从贸易与全球化的进程看，福钧从中国猎取茶叶和明代陈振龙把番薯从吕宋偷渡回中国有类似之处，但在英国，在欧洲其他几个国家，在美国，都毫不避讳地把福钧称为“盗贼”。《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历史的中国茶》一书的作者萨拉·罗斯把福钧定位为“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认为福钧到中国盗取茶叶的一本书认为“茶叶符合成为知识产权的所有条件”，“福钧从中国成功盗走茶种及其有关技术，制造了迄今为止世人所知的最大一起盗窃商业机密的事件。时至今日，福钧的做法仍被定义成商业间谍活动，在人们看来，他的行为的性质就跟偷走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

  ［英］罗伯特·福琼著《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201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