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乌龙茶的故乡武夷山耕耘多年，我依然称不上是合格的茶人。只是徜徉于这山、水、茶的奇妙组合之中，我习惯于用产业的视角，探访那个“经济”的大红袍。

  大红袍，武夷四大名丛之魁，茶名初见于清代。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将这位武夷茶家族名满天下的后起之秀，作为岩茶的产业符号，多半还是出于对它高贵出身的景仰。

  大红袍的先祖，统称武夷茶，成名于约1000年前。范仲淹（989-1052年）和苏东坡（1036-1101年）等宋代大家不吝言辞的褒奖，把武夷茶推向了“冠天下”的空前高度。与“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一并出自范文正公《和章岷斗茶歌》的一句“不如仙山一啜好”，连同苏轼《咏茶》诗中所称“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几乎成为那个年代武夷茶誉满国朝的经典广告词。

  但那时，就其社会作用而言，武夷茶的政治意义远在经济意义之上。而与此相应的茶叶经济则属于典型的政治经济，并无产业概念。

  贡品，是那个时代赋予一切珍贵物资的金字招牌，也是大红袍家门显赫的最好注解。一直到明代罢贡的400多年间，武夷茶的皇族御用形象越发鲜明。随着元御茶园的创建，武夷茶年入贡总量达到了941斤，几乎占全国年贡茶总额的四分之一。

  即便如此，绵延400余年的贡茶制度对于当时的崇安百姓却不啻为一项旷日持久的扰民工程。据史料记载，制作御茶劳民伤财，茶农不堪重负，为免岁贡和官吏勒索，纷纷背井离乡，茶山由此荒芜；御茶园茶农甚至揭竿而起，烧毁御茶焙局……“贡自高兴如，端明千古污。”明景泰年间（1451-1455年），武夷御茶园开始罢贡。

  走下神坛的武夷茶从洲地逐步向三坑两涧（慧苑坑、牛栏坑、大坑口、流香涧、悟源涧）转移，武夷茶的独特岩韵开始凸显，自此，武夷岩茶渐兴。而正是武夷岩茶的诞生，拉开了武夷茶经世济民的帷幕。这一时期（十五世纪中叶至上世纪中叶），武夷岩茶的发展历史是以商品化为标志的。

  武夷岩茶的横空出世，从生产和销售的所有的环节，颠覆了此前武夷茶的成长模式，但它同样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生产方面，武夷岩茶的产品创新、多元、增量居然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一阶段，武夷山对茶界的最大贡献在于“首创乌龙茶做青新工艺，师承北苑真香，发展形成乌龙茶独特的香气”；并通过单株选育形成了数以百计的名丛，其中佼佼者为“大红袍”、“铁罗汉”、“白鸡冠”、“水金龟”等四大名丛。至清光绪年间，“全县岩茶厂有100余家，家庭型的有千家，茶行茶庄仅赤石星村就有85家”，武夷岩茶生产进入鼎盛时期，年产量达40万斤。

  而从当时的武夷岩茶销售情况看，呈现的是“墙外开花墙内香”的独特局面。外销，一度是武夷岩茶的主要创收渠道。中国茶叶输入欧洲，以武夷岩茶为最早。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载，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首次从澳门运武夷茶往欧洲。几十年后，武夷茶风靡英伦三岛。民国期间（1912-1921年）武夷茶输出已达30万斤，平均价值50万元。

  由于销量剧增，武夷岩茶供不应求。清代阮 锡的《安溪茶歌》中就描述了这一景象：“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溪茶遂仿岩茶样，先炒后焙不相争”。武夷岩茶内销市场的崛起，晋商功不可没。清初至道光、咸丰年间，每家资本约两三百万的晋商，几乎掌控着武夷岩茶的内销通道。正是他们，带着武夷岩茶走遍了大江南北，并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武夷茶销售网络。战争及福州通商后，晋商衰落，下府帮（闽南）、广州帮、潮州帮继之而起，产销两旺依旧是其时岩茶经济的主旋律。旧崇安凭借武夷茶赚取了巨额财富，在闽北富甲一方，有“金崇安”之称。以下梅邹茂章为代表的一批茶人、茶商因茶富足。

  1917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伦敦茶市关闭，岩茶贸易逐步衰退。直至解放前，战乱连连，武夷岩茶走向没落。

  从贡品到俏销商品直至战火中的消亡，武夷岩茶的兴衰史验证了“盛世见茶香”这一定律。得益于以“大红袍”为代表的武夷岩茶“资深贵族”般的几经沉浮，我们收获的却是基于大红袍文化和经济编年史之上的巨大的品牌价值。

  有人说，蛰伏多年的武夷岩茶的重出江湖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这一具有普遍政治意义的界定，恰恰来自于对武夷岩茶的茶经济形态回归时间的正确判断。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间，武夷岩茶作为一个产业相继步入产业化导入和发展阶段。

  武夷山的茶人大多记得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两件大事：1981年，大红袍无性繁育成功；1984年，武夷岩茶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

  前者意味着武夷岩茶的主流产品——大红袍由孤品进入可批量生产的商品化阶段，属于产品研制领域的重大突破；而后者，是新中国对武夷岩茶的首次高规格的正名，与80年代初武夷肉桂连续获得的“国家商业部全国名茶评比一等奖”相比，这次定位的经济价值显然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随着产品创新和品牌重塑步伐的加快，武夷岩茶产业化的导入已是水到渠成。

  翻开武夷岩茶大事记，我们得知，与品牌和产品导入伴生的还有武夷山人对茶叶市场的有益探索。其一，名人效应。1988年，日本女作家左能典代在东京创办中日文化交流沙龙——武夷岩茶房，邀请日本名流品尝、鉴赏武夷岩茶；其二，文化推广。1990始创首届武夷岩茶节；1991年，举办第二届国际无我茶会；1996年，武夷山市艺术团赴新加坡表演武夷茶艺，景区管委会开辟了九龙窠大红袍茶文化旅游线路，等等。其三，品牌创建。武夷岩茶肉桂于1985年、1989年连获国家农业部名茶奖；1993年、1995年，连获中国农业博览会金奖。2003年，武夷山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唯一的“中国茶文化艺术之乡”；2005年武夷山获全国三绿工程茶业示范县（市）；2006年，武夷岩茶（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作为全国唯一茶类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武夷星大红袍被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授予指定用茶，并成为福建省获“中国名牌农产品”称号的唯一茶产品；2006年，大红袍绝品入藏国家博物馆。

  创建品牌的过程其实就是武夷岩茶产业提升发展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1998年20克母树大红袍茶叶以人民币15.68万元竞拍成交是岩茶经济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向世界宣告：大红袍，王者归来！其后，武夷岩茶在品牌的引领下产业化发展加快。

  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定理：“劣币驱逐良币”。在岩茶市场，这个现象表现为假冒伪劣岩茶的鱼龙混杂。在武夷山变成全球双遗产地之后，武夷山大红袍知名度也逐步的提升，大量茶客慕名而来，武夷岩茶需求量大增，市场上以大红袍为名的仿冒茶几近泛滥。为规范市场，政府开始制定岩茶质量及市场准入标准体系。2001年，“武夷山大红袍”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证明商标；2002年，武夷岩茶获得原产地域（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随着政府实行严格的使用管理，武夷岩茶初步获得了免受侵权的保证。

  可当“牌子够硬，产品够好”了，高贵不贵、效益不显这样一些问题又摆在了岩茶产业面前。效益未达最优，主导产业的利民功效便难以实现最大化。究其症结，一是主流产品不突出，武夷岩茶品种有大红袍、肉桂、水仙、奇种等数百种，各厂家都以自己的品种品牌销售，多品种、小规模、少客户、老市场、低效益，难以在市场上形成合力；二是市场推广乏力。于是，政府主导，首先统一品牌，武夷岩茶共打“大红袍”；其次，整合营销。2006年，武夷山茶公司参与旅游推介，具有武夷山特色的茶旅整合营销走向前台。几年来，大红袍先后走进北京钓鱼台、马连道、老舍茶馆、王府井，拉近了武夷茶与主流消费市场的距离；北京、香港、澳门、上海、广州、深圳、福州、沈阳相继举办同主题“浪漫武夷，风雅茶韵”茶旅营销活动；参与了“百座城市亮武夷”的“百城营销”活动，全国数十个城市建立了“大红袍推广中心”和近千家“大红袍诚信（专卖）店”。此外，随着中央电视台电视剧《乔家大院》的热播，晋商乔志庸到武夷山贩茶，在全国广而告之，武夷山晋商万里茶路旅游热线形成。武夷岩茶的市场影响力与茶人的增收进一步显现。

  有品牌，有市场，有身价，行走“江湖”打拼三十年的武夷岩茶确实已经呈现了良好的景象，进入良性发展阶段。但，这毕竟远未达到岩茶产业化的终极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吉祥、健康、贵族、富民的“红袍”产业。